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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被圍剿「不像學數學」的中國女孩,從牛津博士畢業了
作者:本站 發布時間:2026-09-08
做數學研究當然有外行人所不知曉的痛苦,就像王虹曾在本科期間感受到的「discouraged」。但在朱雯琪看來,屢戰屢敗是讀數學系必須經受的discouraged,屢敗屢戰才是數學學者的共性。當數學家王虹在美國費城獲得2026年菲爾茲獎時,遠在英國的朱雯琪第一時間收到了內部消息,興奮得振臂高呼,稱之為「歷史性的時刻」。朱雯琪今年剛從牛津大學數學系博士畢業,作為同一專業的學者,她感慨萬千。 在她看來,女性進入頂尖數學研究領域的這扇門才剛剛打開,即便是以數學專業著稱的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,直到1988年才迎來了第一批女學生。而王虹從深入數學研究到成為菲爾茲獎歷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、第一位華人女性得主,不過10來年時間。而同樣作為學數學的女性,朱雯琪第一次上熱搜,始於她分享自己「以牛津大學年級第一的成績從數學建模專業碩士畢業」這件事。 因形象氣質與網友對「數學學者」的想象不相符,她被質疑,被網暴,被譏諷為「學術媛」,甚至有微博大V給她出題「考考你」。因形象氣質與網友想象中的學者不相符,朱雯琪無緣無故被網暴。 (圖/受訪者提供)朱雯琪對此毫不退避,接過題就做,很快給出了答案。 她還錄了一些「自證視頻」,大學兩年的手寫筆記堆起來比她的體重還重--「不然我的年級第一是靠祈禱得來的嗎?」在數學上,她付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。 別人在大學選8門課,她就選16門;老師說只需要做5道題,她就把所有題都做完。她喜歡用「蹬」這個字眼來形容做數學題的狀態,彷彿在山路上奮力爬坡,需要全神貫注、堅持不懈才能完成。 一旦鬆懈或停止,就會從這段無盡的山路上滑落。如今,她每天早上四五點起床,不開手機,一直工作到下午兩點才打開手機處理信息。 她篤信注意力是現代社會唯一的貨幣,對時間的控制像做數學題一樣精準。比如,在採訪過程中,她會友善地提醒我,她在英國時間11點要去上課,我還有10分鐘採訪時間,建議先問重要的問題。 時間一到,她馬上結束了談話,匆匆趕往課堂。我很好奇,在大學普遍瀰漫著內捲、孤獨和優績主義的當下,朱雯琪為何能始終保持一種昂揚快樂的姿態,完全沉浸在學術中? 念數學,會有感到「discouraged」(洩氣、灰心)的時刻嗎?在小學時代,朱雯琪是一個讓校長頭疼的差生。 她小時候有鼻炎,常常缺勤,同學因此喜歡嘲笑她,她就給校長寫投訴信。 她成績也不好,最糟糕的時候,英語考36分,數學考45分。 但她天天追著老師問稀奇古怪的問題,比如「 4開根號是±2,-4開根號是多少」。校長跟朱雯琪的母親抱怨,覺得孩子淘氣,不聽管教。 母親聽了很生氣,覺得這不是她想要的教育,很快就給四年級的女兒辦了退學手續。這是一個勇敢且有些武斷的決定。 於是,在10歲那年,朱雯琪回到家中,由媽媽親自教學。 很長一段時間裡,朱雯琪在家裡把媽媽叫作「老師」。 媽媽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畢業生,16歲上大學,畢業後當過幾年教師。 爸爸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,也沒有反對這個教育方針,偶爾還會推演一些深奧的數學定理給女兒看著玩。小時候的朱雯琪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命運的轉折點,直到後來發現,自己因為沒有小學畢業證,被多所初中拒收。 不過,母親的思維很超前,她覺得學歷不重要,無論將來是做一個文員還是賣報紙或賣咖啡的,學會獲取知識的思維,就沒有問題。這個homeschool模式持續兩年,在這期間,朱雯琪修完了6年的課程。 12歲時,她直升深圳一所國際高中,15歲時又決定考牛津大學。 媽媽不想讓女兒遠赴牛津面試,雖然媽媽覺得知識很重要,但她對文憑的追求近於零,擔心女兒年紀太小,獨自去面試壓力太大。朱雯琪還是堅決要考,最終她說服了媽媽,在16歲那年考取牛津大學數學系。 但她在家裡從未因此被稱為「天才少女」,「我在我們家是最笨的。」 朱雯琪笑稱。選擇這個專業的原因也只有一個:簡單。 「數學只要一張紙、一支筆,我在宿舍就能做,躺著也能做,坐著也能做。」 朱雯琪不想做物理或化學實驗,也不想寫文科類冗長的論文,覺得數學最合適自己。但這個階段的朱雯琪,從未意識到自己喜歡數學,因為媽媽在教她的過程中,從不說什麼是數學。 「比如在家裡吃冰激凌,我說我很想吃,她給我吃了一個,又拿出第二個說‘你還想吃嗎’,我說有點不想吃。 然後她再給我第三個,我說我要吐了,不要吃了。 媽媽說,把吃這三個冰激凌的快樂程度連成一個曲線,就會發現是單調遞減的,這就是'邊際遞減效應’。”朱雯琪後來才知道,這是一個經濟學概念。 母親的教育就奇妙在此,她會把等公交車、算運氣、砍價等現實生活里的事情,靈活地融入數學當中。進入牛津大學後,朱雯琪度過了最快樂的四年。 牛津大學很開放,沒有人把她當一個亞洲小女孩看,她在本科階段做了學聯主席,組建了樂隊,覺得自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。 「我突然發現我不是一個書呆子,不是一個沒有朋友的人。」因為尚未成年,朱雯琪不能喝酒,校長晚宴、新生party都將她拒之門外。 但她很想參加,有時候請求學校給父母寫信,有時候直接偷溜進去--一次化裝舞會,朱雯琪喬裝打扮,臉都塗黑了,但還是被同學認了出來,灰溜溜地逃跑。數學給她的感覺是「好玩」。 剛到牛津大學時,她的英文還不嫻熟,但聽不懂課也沒關係,她看得懂公式。 有時候她跟老師請教,嘰里咕嚕說不清楚,就直接跟老師用公式溝通,毫無障礙。 大學第一年,她就考了年級前幾名,每天沉浸式做數學題。如果沒有意外,朱雯琪本打算在牛津大學碩博連讀,但在18歲那年,媽媽突然斷了她的生活費。 她琢磨著,那就先賺錢。 金融來錢最快,她開始在倫敦金融街和紐約華爾街實習,畢業後到了中國香港,在摩根、高盛這種全球頂尖投行分別工作了3年。雖然年薪百萬元,但進入職場後,朱雯琪每天都不開心。 尤其是2017-2018年,她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抑鬱期,被朋友背叛,工作也不如意,老是夢見自己的隱形眼鏡有好多層,「摘掉一層,裡面還有一層;再往下摘,像是連角膜也要一起撕下來」。朱雯琪逐漸意識到,原來「不是所有事都跟數學一樣」。 她還發現自己的數學水平急速下降,好像以前曾爬到學術的高山上,突然就跌到只能做Excel的程度。 她開始看心理醫生,但心裡還是常常如泰山壓頂。2018年7月某一天,她看到一道大一的題目,忽然發現自己完全看不懂了。按理說,一般人此時會有一種武功散盡的傷感,但朱雯琪沒有,她撿起來,算了半天。從那天起,她白天上班,晚上回家做數學題,並開始修牛津大學的32門課,睡覺前都在想解題思路。一開始「蹬」數學題,朱雯琪就像「掉入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裡的兔子洞」,不覺時間飛逝。 不久之後,心理醫生對她說:「你最近這麼開心,不需要再來見我了。」又一次因為瑣碎的工作雜事煩了一整天后,朱雯琪決定辭職。 2020年,她申請回牛津大學繼續讀書,最後接到了一位羅馬尼亞數學家的博士生offer。在數學系,朱雯琪會把人與人的智商差距比喻為「人跟記憶只有7秒的魚」。 在一次媒體採訪中,朱雯琪說,如果單純從數學成就來看--王虹、韋東奕和她,映射的是神、天才和猴。但她仍會竭盡全力地攀爬這座數學高峰。 她覺得數學的苦是純粹的,吃了苦就有回報,是算得出來的。但在30歲之後,朱雯琪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重大的人生十字路口。 作為獨生女,她犧牲了陪伴父母的時間,沒有選擇婚育,而是選擇做數學研究,自知在做一個「相當昂貴的人生選擇」。她如今也更理解媽媽,當初為何不想讓她來牛津大學,或者不想讓她繼續讀博。 因為媽媽在學術界時,就洞悉了女性做學問所需付出的代價和所要消耗的一切。做數學研究當然有外行人所不知曉的痛苦,就像王虹曾在本科期間感受到的「discouraged」。但在朱雯琪看來,屢戰屢敗是讀數學系必須經受的挫折,屢敗屢戰才是數學學者的共性。她覺得數學界的所謂天賦,不是說第一天就能把題解出來,而是「習慣失敗」,每一次失敗都是為成功加一個分母。這也是數學給她提供的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--在很多時候「再堅持一刻」。 比如做一件事情,成功概率只有1%,失敗概率是99%,一般人可能都不願意去做。 但朱雯琪會想:如果嘗試做3年? 1000天?“1000次都失敗的概率是0.99的1000次方,然後我們用1減去這個數,就會得出:對著成功率只有1%的事情連續嘗試3年左右那麼至少成功一次的概率竟然高達99.996%。 (*假設每次嘗試概率獨立) 」而且,她不認為失敗就是白忙一場。「像我們做證明,你證出來是'Yes',it'S very good;證出來是'No',it'S also good。 因為'No'表示你把一條路徑查封了,這樣後人就不會再走這條錯路。這都是數學思維。」所以,朱雯琪非常習慣於一道題解不出來。 包括在金融行業「武功盡失」的時候,別人揶揄她連奧數題都不會做的時候,她也覺得沒關係,那就再練。身處低谷的時候,她會用非常確定的、微小的控制力把自己拉出來,比如每天做一道題,幾點鐘起床,把24小時分成24個時間格,把痛苦、空虛的時間用規劃性方式填滿--哪怕只是做一些無聊的題。 這樣,她就可以進入穩定的心流狀態。「我覺得王虹老師面對每一次失敗是走心的,她會優化接下來的路徑,把discouraged內化成一種力量。 我是今天過完就存檔、劃走,明天再練,把痛苦格式化。」數學還訓練了她看待事物的邏輯,讓她習慣對事不對人。 幾年前那次莫名其妙的網暴中,有人不懷好意地給她出題,很多人跟她說沒必要自證,但朱雯琪的邏輯是--「這題我會,為什麼不做?」如果有人說「女生學不好數學」,她就會先問對方:你的證據是什麼? 繼而引導對方觀察近20年菲爾茲獎的滾動窗口和歷史遺留問題,指出對方的邏輯謬誤--三四十年前,絕大部分女性還沒有資格站上起跑線。2025年,朱雯琪獲得Leslie Fox獎,成為當屆唯一獲得該獎項的中國女性。 (圖/受訪者提供)在牛津大學度過漫長歲月後,朱雯琪篤定之後會繼續追隨數學,因為這是她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如今,她在牛津大學做博士後,也是助教老師和面試官,並加入一個AI club,研究如何讓數學和AI相互促進。「你覺得數學可以改變世界嗎?」 採訪即將結束,我拋出我最好奇的問題。朱雯琪很喜歡這個問題。 她說,數學跟AI大概率會在10年、20年後讓世界變得非常不一樣。但與此同時,她給了我她內心真正的答案:“我不在乎數學會不會改變世界,我認為做數學的很多人都不在乎。 我覺得數學能夠改變我,這已經非常重要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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