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大學教授劉雲杉:大學的問題不能都歸為「內捲」

2023年10月18日,北京。 第三屆「一帶一路」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志願者們正在下電梯。 1400名來自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等25所高校的志願者,提供諮詢引導、語言翻譯、媒體、交通等服務。 (圖/曲俊燕/中青報)

大學正在變成一條看不清目的地的賽道:學歷不斷加碼,排名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坐標,年輕人被要求盡早找到「最優解」。

備戰高考的代價如此沉重,進入大學的意義卻遭到拷問。 走進大學校園,面對的可能是沉默的課堂、高中化的校園管理,以及變了味的同學情誼和師生關系。 擠過高考這座獨木橋之後,學生是否真的獲得了與這場競爭相匹配的成長?

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看來,今天大學真正的問題不只是「內捲」或「學歷貶值」,更是缺失了成長本身的時間性,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。

大學原本應該給年輕人一段試錯、繞路、探索的時間,使其在與老師、同輩和具體世界的接觸中,逐漸形成自我,甚至被某件事情真正「抓住」。 而當教育走向無盡的評價和排序,學生感到迷茫:什麼事情值得自己投入一生? 我們與劉雲杉討論了一些「大學之問」。

大學之變:大學本應是人生的「奧德賽期”

《新周刊》:就你的觀察而言,大學這些年有什麼主要的變化?

劉雲杉:大學的處境,得放進一段更長的歷史裡看。 古典大學曾經就像一座象牙塔,在社會之外,甚至在社會之上,有很強的精英色彩。 牛津大學、劍橋大學都建在僻靜的地方,就是為了讓少數精英學生在閒暇和沉思中與偉大的心靈發生聯系,完成一種人格教化。 那時候的文憑也格外有標識度。

後來,全世界的大學都逐漸進入社會之中,變成了服務於經濟和國計民生的「加油站」。 中國大學服務國家的特徵格外強--1949年之後,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基礎,以北京學院路的八大院校為例,師範大學歸教育部,農業大學對口農業部,理工院校對口工業部門,招生和培養都是「訂單式」的: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人,大學就「按需培養」。

20世紀80年代,中國大學的入學率很低,能考進去的學生都經過了嚴格篩選,競爭力很強。 1999年高校擴招之後,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,經歷了從精英化、大眾化到普及化的快速轉型。 過去,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種積極投資--人們可能獲得更好的機會。 後來它變成了一種防禦性機制,甚至必需品:你必須有這張文憑,否則連入場資格都沒有。 而這中間經歷了一場持續十幾年的「學歷軍備競賽」。 教育學者楊東平曾用「劇場效應」來描述這種內捲式的競爭:一個人站起來之後,其他人為了看得更清楚,也被迫站起來,最終所有人都站著看戲。

擴招的另一面,除了學歷貶值,還有專業性的稀釋。 舉個例子,有個經濟學家跟我論辯,擴招之後他能上武漢大學,不擴招的話,可能連襄陽高等師範學校都上不了。 但問題是,襄陽師專當年有非常紮實的師範專業教育,如果他真的上了襄陽師專,畢業出來就能當小學或中學老師,職業路徑是有保障的。 擴招之後,學科趨同了,但專業性也消解了,結果連「怎麼當好一名老師」這種基本的素養,都成了問題。

再疊加大學排名和市場化的力量,處境就更複雜了。 在過去,我們其實有一批很好的大學,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也並沒有像今天這樣「唯一」「唯二」。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,國家對重點大學的集中建設進一步強化了高校之間的層級差異。 從「211”“985」到「雙一流」,大學的身份、學科和資源逐漸被納入一套清晰的等級體系。 同時,「清北率」等民間指標又把這種等級進一步轉化為公眾熟悉的教育競爭語言。

大學排名和教育市場化疊加在一起,大學的符號價值被不斷放大。 以前一張文憑真的能兌換一個穩定、體面的位置,但在「學歷軍備競賽」里,大家轉而追求最稀缺的文憑,比如「清北」的。 所有人開始往這個因稀缺而昂貴的方向賽跑。 這套邏輯也促使人不斷向上考,本科讀完讀碩士,碩士讀完讀博士,試圖靠更高的學歷重新洗牌。

可即便一個人拿到了「清北」的博士學位,還是會有人問:你的第一學歷是什麼? 如果你本科讀的是普通院校,在就業市場上照樣會被質疑。 這說明,今天越來越重要的,已經不是你學到了什麼。 教育衡量的不是你具備了怎樣的專業技能和素養,而是你在18歲那年,在同齡人里排到了前百分之一還是千分之一--你的競爭力與顯示度。

《新周刊》:今天大學能提供給一個人的東西,和學生進入大學時的期待之間,最大的落差在哪裡?

劉雲杉:大學本應該是人生里一段極其難得的「奧德賽期」--你可以試錯,可以探索,可以反復錨定又反復推翻,最後找到屬於你的事情--自己真正想做且能做的事。 有人會問:為什麼一定要在大學裡完成這件事? 為什麼不能去大理、麗江晃蕩兩年,那不也是一種探索嗎? 區別在於,大學裡有同輩、有師長。 說到底,教育是要提供一種新的生命樣式,讓人心向往之,提供一種人生道路和生命際遇的開放性,提供一些做人的典範、做事的章法。

大學最珍貴的地方,就在於這些典範--那些經典和書籍存在的意義不是讓你死記硬背,而是讓你能夠打開自己,把遙遠的東西變成心裡很親近的東西。 我很喜歡一個人文學科的學生寫過的一句話:「我們不是在做知識考古,我們是在尋祖認親,是在尋找前世的自我。」 你會發現,自己和某個人屬於同一類人,或是某個人精神上的傳人。 這就是大學應該打開的心量--讓人眼裡有光,而不是只盯著眼前的雞毛蒜皮。

2026年6月5日,北京。 北京大學畢業生在頤和園拍照留念。 (圖/CFP)

大學之失:成長的時間性,師生的共同體

《新周刊》:最近,菲爾茲獎得主王虹在談及求學經歷時使用的「discouraged」(灰心、沮喪的)引發了討論。 很多學生在這個詞裡找到共鳴,他們並非「清北」學生,也不自認為是天才。 您怎麼看這種感受?

劉雲杉:今天的教育裡瀰漫著一種成功學心態,人們希望教育和成長是一條沒有阻力的路。 但年輕人的成長,一定不是沒有阻力的--沒有阻力,你根本不能真正認識自己,只有阻力才會不斷激發一個人的生命能量。 當然,如果挑戰大到超出了你當下的能力,你確實會感到沮喪;當你的能力慢慢提高,與任務相匹配、相契合,心流的狀態才會出現。 如果能力很高而挑戰很小,人反而會覺得無趣。 所以,一個好的教育環境,需要保留一定的寬鬆度,允許你不斷試錯,直到找到能讓能力和興趣彼此契合的事情,找到挑戰與成長共鳴的節奏。 王虹或許在北大的成績不算拔尖,感受過沮喪,但她其實一直在獨立思考。 一個年輕人在成長中一路順利,沒有障礙,那是一種幻象。 只要一個人有真正熱愛的事情,願意專注地投入其中,即便暫時做不出來,那也已經把自己逼到了已知和未知的邊緣。 這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但她撐下來了。

真正的問題是,我們把教育裡本該有的「時間性」弄丟了。 格非講了一個隱喻:20世紀80年代,他在鄉村的田野中走路時,走到前面發現沒有路了,只有一條攔路的小溪。 他看見有人踩著一根木桿跳了過去,於是也跟著摸索過去了。 那時候,人不會天天焦慮路在哪裡,直接抬腳就走,走著走著,風景不斷展開;爬過一座山,還想再往上爬一點,每天都有新鮮的進步和趣味--這就是一種成長的過程性和時間性。 可是後來有了GPS,有了清清楚楚的規則,人們腦子裡整天都在盤算「我是不是選中了最優賽道」,生怕自己選錯了。 一旦我們相信人生存在一個最優解,就會拼命想復刻別人的路徑。 但這樣的成長是沒有生命力的。 道路修得越平、規則定得越細,人反而發現自己無路可走,因為生活不是一道只有標準答案的必答題。

「不解」是一種很重要的生命狀態。 正因為不解,人才會保持好奇,才會對世界始終抱有興趣。 可現在很多輿論背後,人們相信的是成功學、最優解。 一個人拿到了一手所謂有瑕疵、有彎路的牌,這其實很正常,但他們完全沒有兜兜轉轉的耐心,還來不及形成真正的興趣和習慣,就已經開始不耐煩,想抄近道。 可人人都想抄近道,結果恰恰是沒有近道可抄,因為別人走出來的路,並不意味著你能直接複製。

人人都在計算和選擇,但真正重要的不是選擇,而是「認命」--領受命運的召喚,先認識到自己被某件事情抓住了,他被事情所選擇,他是被動的。 王虹選擇了數學嗎? 某種意義上,與其說她選擇了數學,不如說她是被數學抓住的人。 這種「被抓住」,是相互的辨認與庇護。 茨威格說過類似的話,大意是人必須在某種不朽的事業裡尋找庇護。 一個人的運氣和幸福,或許就在於他年輕的時候,恰好有一樣東西明確地抓住了他,讓他能夠全情投入,把它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神。 而今天很多年輕人處在一種待價而沽的狀態裡,矛盾、猶豫、精打細算,什麼都抓不住,時時處於焦慮中。

《新周刊》:有人抱怨「大學老師不好好上課」,有人批評「現在的學生太沉默」。 大學課堂出了什麼問題?

劉雲杉:有記者告訴我,現在有些學生的狀態是「一節課也不聽,一節課也不逃」。 被問到為什麼不逃課,學生說,連逃的動力都沒有。 這讓我想到西方文學裡一個很典型的人物形象--巴托比,他的口頭禪是「我寧肯不」--不是興致勃勃地想去做點什麼,而是什麼都不想做。 這說明這個人已經被徹底卡住了。

現在的教育很容易把學生困在一張無形的網裡,而這張網是由一個個詞語織成的。 詞彙當然重要,但詞彙必須變成真正的工具,變成認知的地圖。 如果你根本不走路,光看地圖有什麼用? 詞彙像從糧食裡釀出來的酒,可人終究要吃糧食,不能只靠喝酒過日子。 今天很多學生活得就像「水培植物」--不是把根扎進土地里,而是懸在水里,靠水裡的營養液過活。 問題的根源,是他們和這個世界之間原本該有的聯繫,被切斷了。

這背後還有另一層因素,即師生關係本身發生了變化。 大學教學被塞進一套光滑的問責管道里,一方面如同奏技者與看客一般,另一方面又有各種KPI壓力;此外,網絡又製造出一種信息和認知的繭房。 教師本是一個榜樣、一套方法論、一種見識、一種品味在具體的人身上的體現,是要讓學生因為親近這個人,而對這個學科心生嚮往。 可現在老師越來越無法吸引學生,又沒辦法真正庇護學生,這樣一來,大學如何能重建一個安全的、親切且平易的、彼此信任的共同體?

往前看:重新理解智力和資源

《新周刊》:您怎麼看大學教育未來的方向?

劉雲杉:我很喜歡杜威對「智力」的理解:智力不是一個名詞,而更像一個副詞。 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,說的從來不是這個人天生就比別人聰明,而是說每個人總有一件值得投身、值得為之付出的事情。 智力,是當你專注地做一件事時,能全神貫注、克服障礙,把自己內在的東西不斷逼出的那種狀態。 最近人們常說「手搓」,我很喜歡這個詞。 你在親手捏一個東西的時候,事情不是外在於你的,你的熱情、審美、身體的溫度,都會和手裡的東西融合在一起。 融合之後,這件事才真正變成「你的事情」。 人生就是由一件件具體的事情構成的:動手做事,空間不斷被打開;一件接一件地做,事就和你有了情感,成為你的事情,生命就是一連串的事情--人生的半徑,不就是這樣被拓展的嗎?

過去我們總談論學生越來越原子化、彼此越來越陌生,同專業、同宿舍的同學之間的交流在減少。 但近兩年,我也看到了另一面:學生其實在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統,不再完全按學校安排的方式組織自己的生活。 專業是被安排的,宿舍是被安排的,可他們的熱情,恰恰在於主動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--在這些事情里,他們開始形成自己的小群體,創建社團和俱樂部,自己定義自己的愛好,比如讀書會、影評小組、跑步團、推理小說俱樂部等。 它們具體是什麼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們足夠豐富多樣、有差異,讓人願意真正投身其中。

這背後是大學功能的一次轉型:從培養「人力資本」轉向培養一個「人」。 大學和具體職業之間的對應關係越發鬆動,通識教育被越發強調。 但「通識」到底是什麼? 我認為它絕不是萬金油式、蜻蜓點水、膚淺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。 「通」指向的是一個人的狀態,通達,通曉--這個人應該是活躍的、活潑的。 我喜歡用一句話概括:眼裡有光,手裡有事,腳下有勁,心裡有愛。

《新周刊》:大學教育如何面對AI時代的衝擊?

劉雲杉:培養AI替代不了的人,人必須成為行動者。 關鍵是重新定義「資源」,尤其是人力和人心這類資源。 不是說只有名師、名校才能創造好的條件,恰恰是普通學校的普通學生,更需要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。 教育裡最重要的資源,是人身上的那股精氣神。 所以教育環境一定要多元,要能容錯,要真正尊重差異--真正拔尖的人不是趨同,而是彼此存在更大差異,也更「固執」。 天才常常是成群結隊地出現,有自組織的特徵,一個人動了起來,身邊的人看到了,也開始自己動手做點什麼。 資源從來不是「等」「靠」「要」來的,你走到一條小溪前,可以順手撿一根竹竿跨過去--這根竹竿本來只是一件普通的東西,是你把它變成了資源;而你反復這樣走、反復跨越障礙,這條路徑本身也會慢慢變成一種新的資源。 一所好學校,應該有多座橫豎都能走的立交橋,而不是一條只能往上爬的賽道。

這些年我一直在批評流行的「自主學習」話語--那種被包裝成目標導向,不斷進行自我反思、自我監控的自主學習,說到底是一整套行為主義的操作方式:把規則定得清清楚楚,然後按指標行動;所謂反思,不過是不斷對照標準、對照他人來審視自己。 結果是所有人越來越趨同,又彼此厭倦。 這條路徑,正在被AI真正終結。 AI出現之後,很多套路性的、可以被規則化的工作正在被替代,這反而更凸顯了一個人的獨特性--你的具身經驗,你真正的熱情所在。

這也意味著,大學教育如何面對「後工作時代」的挑戰。 工作不再是鐵飯碗,它越來越要求一個人持續學習。 而持續學習靠的是一個人的動力、他的所樂所好、在過程中養成的習慣,以及他和這個世界真正建立起來的聯繫,屬己的、獨特的、和事物之間的相互牽引。

《新周刊》:學生大學畢業後,企業招聘時可能看的還是某種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價值和效率。 一個學生如果走一條不尋常的路,會不會走到無路可走?

劉雲杉:我理解這種擔心。 從社會層面說,我們確實需要一些兜底機製。 關於「後工作社會」的討論里,公民工資、基本福利這些概念一直被提起,這是社會本身該往前推進的方向。 只有收入差距不那麼懸殊,一個人才有底氣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 一個企業會選擇什麼樣的人,取決於它是什麼樣的企業。 如果是科層製的大組織,自然更看重人的出身和位置;但如果未來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變得扁平、靈活,一個人憑自己的特長開設「一人公司」,也未必不是一種不錯的選擇,前提是這件事真的能被看見。 要讓企業和社會看見並認可這種很難被量化的能力,關鍵是讓每個人都學會去發掘、去指認自己能夠成就的事情。

這一代人真正面臨的挑戰,在某種意義上比前幾代的更複雜,因為他們不再生活在一條確定的賽道上,而是活在一片激流里。 過去人們的人生更像一張清晰的表格,什麼年紀該做什麼事很明確,20歲時大概就能看清自己往後幾十年的樣子。 這樣或許無聊,但確定。 今天則完全不是這樣,生活變得更像一種復調,像五根手指同時在彈。 但這也意味著你可能突然被一件事、一個人「抓住」,生命就有了新的可塑性。 至於會不會無路可走? 我覺得,走起來,就會有路。 真正讓人無路可走的,恰恰是那種永遠在計算「有沒有最優解」的心態--拿到一手牌,就開始不停地和別人比較,這才是最耗人的。

我們需要重新建立起一種信任:相信自己的能力,相信自己當下的狀態,也相信命運本身。 一個人在大學階段,應該更多地觀察、體會自己所處的境遇,並且擁抱自己的命運與機遇,而不是天天擔心「我明天會不會掉下去」。 你本來就走在路上,有自己的腳勁,能掉到哪裡去? 很多痛苦,其實是被想象出來的。

我常說一句話:「退後半步,胸前一尺。」 胸前一尺,指的是從離自己最近、自己真正能做的事情做起,一旦開始做,就是在鬆動一些東西。 退後半步,則是讓人不要卡在原地,把自己逼進死胡同,把所有的矛盾越擰越緊。 社會不會因為你在原地等待,就自動發生改變--總要有人先走出第一步,先去創造,別人才會看見,才會跟上來。

所以,不要再把大學的問題簡化成一場純粹的學歷競爭,也不要只把今天的問題籠統地歸結為內捲。 今天更值得追問的是,怎麼重建信任--重新相信自己,重新相信他人,重新相信這個社會依然值得投入。

2025年4月15日,四川成都。 四川旅遊學院的廚房裡,學生們在爐灶旁忙碌地工作著,精準還原幾道四川的代表性菜餚。 (圖/NurPhoto/CF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