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人大撤銷蔣方舟碩士學位」,希望高校懲處學術不端只是個開始

七月十三日,中國人民大學的一紙通報,把蔣方舟這三個字重新推到了聚光燈下。

七月五日,蔣方舟還在其個人公眾號上逐條反駁舉報人的指控,言之鑿鑿地稱對方「系統性誇大與失實」,甚至在七月四日報了警。 不到十天,人大校方調查組通過文獻溯源比對和八位專家的逐項核查,認定其碩士學位論文有九處與台灣期刊論文文字重合,未標註引用、未列明參考文獻。 依據《學位法》和《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》,其碩士學位被撤銷。

蔣方舟隨即發文:「接受處理,向讀者和老師致歉。」

從言之鑿鑿、堅決否認到俯首認錯,中間隔著的是證據的鐵壁。 不過這事如果只是圍觀一個名人翻車,那就看小了。 蔣方舟不是第一個,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,她只是比較有名的那個。 在她身後,站著一整條學術不端的產業鏈,從本科到博士,從普通研究生到「傑青”“長江學者」,從論文抄襲到數據編造,根子裡的東西遠比公眾想象的要多。

就在蔣方舟被撤銷學位的同一天,另一個名字也在輿論場裡翻滾,那就是人大女博士惠子萱。 她的「罪名」比蔣方舟更乾脆:發表在核心期刊《戲劇藝術》上的論文,被編輯部認定為對一篇美國碩士論文的「逐字翻譯」,主體內容、論證框架、關鍵觀點,全是人家的,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改。

撤稿聲明發出來的時候,她剛完成博士答辯二十天。 魔幻的是,撤稿之後不到兩周,安徽大學就把她的名字掛在了擬錄用人員公示名單上,教學科研崗。 一個被白紙黑字認定為學術不端的人,差點拿著博士學位直接進高校教書育人。

安徽大學被輿論炸了之後趕緊聲明「正依規嚴肅復核,如屬實將依規不予錄用」。 可問題拋回給了人大:惠子萱的博士學位,到底撤不撤?

《學位法》第三十七條寫得明明白白,攻讀期間存在學術不端的,可以撤銷學位。 「逐字翻譯」算不算「嚴重違法行為」? 這問題不該由媒體來問,該由人大的學位評定委員會來答。

蔣方舟和惠子萱好歹是學生,學生犯錯,學校有制度管著。 可如果犯錯的是手握「傑青」「長江學者」頭銜的學術大佬呢? 今年四月到五月,同濟大學、南開大學、中山大學等多所名校的頂尖學者被接連舉報論文造假。 同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王平團隊發在《自然》上的論文,一整列數據末尾全是5,兩列之間精準相差0.3。 編數據編得如此偷懶,連隨機數生成器都懶得用。 調查結果出來,論文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,通訊作者王平被免去院長職務、降級兩級。 南開的院長、中山的副院長緊隨其後被舉報、被調查。 新華社的調查報道追問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:那些並不隱蔽的疑點,為何要等到圈外人士推動才被發現? 高校的學術委員會、科研處的審查機制,平時都在幹什麼?

答案可能比想象的更令人不安。 受訪的科研人員說得很直白:「長江學者」「傑青」這些頭銜往往伴隨著行政職務的躍升,很多人精力轉向了行政管理,投入一線科研的時間銳減。 然而頭銜要維持、要往上走,就得有論文產出,怎麼辦呢? 摘取團隊成員的科研成果。 越是「大咖」,越容易對論文的真實性失察失管,「太忙了,連手下做的是什麼都不一定清楚。」 而高校的科研處,多數情況下只承擔「備查」職能,學術誠信主要依賴課題組自律。

更關鍵的是,很多高校壓根沒有主動查處學術不端的動力,頂刊論文是學科評估和排名的重要參考,是個人申請「帽子」的業績。 鼓勵產出是硬任務,質量把關是軟約束,誠信防線就這麼形同虛設。 家醜不可外揚,捂蓋子比揭蓋子更符合單位利益。 這套邏輯運行下來,學術不端就不是個別學生的道德失範,而是一個被體制默許、被利益驅動的系統性沉痾。

必須承認,這些年學術不端的事兒一樁接一樁,從沒斷過。 2025年,中國科協一次性撤銷了五個人所獲的青年科技獎和女科學家獎,收回獎章、證書,追繳獎金。 被處理的學者里,有三個是國家傑青。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隔三差五通報一批被取消申請資格的人員名單。 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高校對學術不端「零容忍」。 可「零容忍」這三個字喊了這麼多年,為什麼從學生到博導、從普通院校到頂尖985,造假的人依然前赴後繼? 因為「零容忍」在很多時候只是一句口號:查出來了就處理,查不出來就萬事大吉。 而查不出來的,永遠是大多數。 此次同濟被免職的院長王平,如果不是被科普博主視頻舉報,那篇數據荒誕到可笑的《自然》論文,可能至今仍掛在頂級期刊上供人膜拜。 圈內人早就看出了問題,可沒人說。 最後是一個做科普視頻的博主捅破了窗戶紙。 這是學術共同體的悲哀。

人大撤銷蔣方舟的碩士學位,輿論一片叫好。 這聲叫好里,藏著公眾對學術誠信的樸素期待,也藏著對高校長期「大事化小」式處理的不耐煩。 蔣方舟事件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:人大在七月初曾經發過一次通報,當時的結論是「未發現存在學術不端行為」,只停了導師招生資格一年、責令學院整改。 是舉報人持續提交新線索,校方才重啟調查,最終反轉。 如果沒有舉報人的死磕,蔣方舟的碩士學位大概率就這麼保住了。

這個細節說明了兩件事:第一,高校的初次調查未必可靠;第二,外部監督不可或缺。 人大最終撤銷學位、表態「以此為鑑,持續深化學風建設」,姿態是端正的。 但「以此為鑑」能不能真的變成制度上的改進,而不是下一次風頭過去後的故態復萌,還得打一個問號。

惠子萱的博士學位至今懸而未決。 安徽大學那邊已經表態「如屬實將依規不予錄用」,壓力全倒給了人大。 如果人大最終決定不撤銷她的博士學位,那等於向外界傳遞一個信號:博士在讀期間發表的論文可以抄襲,只要學位論文本身沒問題就行。 這個邏輯的荒謬之處在於,它把學術誠信切割成了碎片:發論文時可以不要臉,寫學位論文時必須守規矩。 可學術研究是一個連續的過程,一個在核心期刊上逐字翻譯別人論文的人,她的博士學位論文能有多乾淨? 她的學術訓練能有多扎實? 她的導師在她「逐字翻譯」的那篇論文裏,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? 這些問題,人大必須回答。 惠子萱不是蔣方舟,她沒有名人光環,沒有公眾關注度,她的學位撤不撤,考驗的是制度到底是一視同仁,還是選擇性執法。

說到底,人大撤銷蔣方舟的碩士學位,只是一個開始。 這個「開始」有兩層意思。 一層是對蔣方舟本人而言:三十多歲的人了,碩士學位被撤銷,人生軌跡被改寫,這是她必須承擔的代價。 另一層是對整個中國高校而言,如果每一次學術不端的查處都要靠舉報人死磕、靠輿論倒逼、靠圈外人士捅破窗戶紙,那制度的公信力就永遠建不起來。 學術誠信不能只靠個體的道德自覺,也不能只靠事後的雷霆處理。 它需要一套讓造假者望而生畏的機製,比如評審環節的實質審查、數據可重複性的硬性要求、導師對學生的連帶責任、高校主動自查的內生動力、以及一旦查實就絕不手軟的懲戒力度。 蔣方舟道歉了。 惠子萱也承認了學術失範。 被免職的院長們噤聲了。 問題是下一個蔣方舟、下一個惠子萱、下一個數據編造的院長,此刻可能正在某個實驗室里敲著鍵盤。 人大這記警鐘,希望不只是敲給公眾聽的,更是敲給那些還在捂蓋子的人聽的。